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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刚刚工作还需要为做实验而犯愁的年月，杨钊觉得自己是很孤僻的，怎么说，技术宅。

    看戏的人也分两种，不爱交际的和爱交际的。前者如杨钊，闷头看完就走，江湖再见。后者如聂华，喜欢和隔壁座位的文艺青年换名片，钻到后台问东问西，与小演员搭个讪，隔三差五戏迷朋友聚餐唱k，拖着杨钊一起去。他俩是大学同学，聂华家在本地，考了个公务员，有点小开习气，头发溜光，笑容可掬，成天搂着个炮筒似的单反，但为人不错，大大咧咧，不计较。

    长三角文艺青年的耶路撒冷之一，苏州虎丘，江湖传言箫鼓楼船，无日无之。实际上，没活动，卖门票，贵；有活动，请出示入场证。聂华这样的人当然变得出来，还一变两张。

    那时候聂华暂无女朋友。于是杨钊坐了一个多钟头的车，跟着他站在生公石下面，腹诽传说中的虎丘曲会。

    虎丘八月半，声光相乱，一无可看，止可看看八月半之人。

    石头上到处站着唱曲而欲人看其唱曲者，以及杨钊这样的，唱曲者也看，不唱曲者也看，而实无一看者。

    不是古代人，就莫做古代人的事。杨钊一向这么认为。

    他想和聂华说一声，先走，结果聂华正兴致盎然地做着现代人的事：拍照。

    杨钊望天，乌云遮月，松风凌乱。

    杨钊望地，满地电线，社团的背光灯，媒体的麦克风。

    杨钊望中间，就看到了陈舒义。

    两三年后，杨钊已经认识了陈舒义，才知道那天晚上，他看见的是陈舒义。

    那时候陈舒义还没毕业，跟着学校的车来的。

    他记得陈舒义，因为陈舒义站在那里，不唱，却偏着头，打着手势，和笛师说了很久的话。太吵，太远，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只觉得陈舒义似乎有点怯场，很犹豫，也许是怕合不上音，或者别的什么。他不记得陈舒义唱了什么，只记得很瘦，颧骨高高，白衬衣，一片吵嚷之中，不太像个学戏的。

    后来陈舒义告诉杨钊，就是那一趟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李松云。李松云也说他，不太像学戏的，像个书生，唱小生，刚刚好。

    知遇之恩。这就是。

    陈舒义压场的几个戏，都是李松云送的。不是教，是送。院团明码标价，李松云这个辈分的，对外开班，学一出，三万块。陈舒义刚毕业，祥园宣传处，一年工资还没有三万块。

    李松云说：来我家，你师母包馄饨，咱拍着曲子等，周末我去祥园，你请我吃门口蟹壳黄，两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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